在歐洲，翻譯實踐有長遠的歷史。有人甚至認為,歐洲文明源于翻譯，上至羅馬帝國，下至今天的歐洲共同市場，都要靠翻譯來進行國際貿易。有人說，用古希伯來語寫的《圣經舊約》和用希臘文寫的《圣經新約》，如果沒有先譯為希臘文和拉丁文，后來又譯為中世紀和近代諸語言的話,2000年來的猶太基督教文化就不會產生,因而歐洲文化也不會出現。自翻譯《圣經》起，將近2000年來，歐洲的翻譯活動一直沒有停止過。《圣經》的翻譯是一件大事，它幫助許多國家的語言奠定了基礎。在古代希臘、拉丁文學方面，荷馬的史詩、希臘悲劇、喜劇和抒情詩，忒奧克里托斯(約公元前310～前250)、卡圖盧斯(約公元前87～前54)、普盧塔克(約公元46～120或127)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譯成歐洲許多國家的語言。在保存古希臘文藝方面，阿拉伯譯者作出了巨大的貢獻。至于歐洲各國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，如維吉爾、但丁、莎士比亞、歌德、塞萬提斯、安徒生、易卜生、托爾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莫里哀等等的作品,也都多次被譯成其他國家的語言。在東方文學方面，阿拉伯的《一千零一夜》、日本的能劇、中國的小說詩歌、印度的《故事海》、《薄迦梵歌》、《沙恭達羅》等等都譯成了歐洲語言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《五卷書》,它通過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譯本，反反復復地被譯成了多種歐洲語言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

　實踐產生理論，歐美許多國家的翻譯理論是五花八門的。從大的方面來看，可以分為兩大派：一派是翻譯可能論，一派是翻譯不可能論。其實，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沒有的，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也是沒有的。世界上一切翻譯活動都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進行的。歐洲許多著名的人物，比如馬丁·路德、M.阿諾德、F.W.紐曼、J.B.波斯特加特、H.白洛克、 Fr.R.諾克斯、V.那巴可夫等等，都對翻譯提出了自己的理論。據《開塞爾世界文學百科全書》的意見，這些理論中有些是剛愎自用的。

翻譯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講話，必然涉及兩種語言：一種是原來那個作品或者講話的語言，德國學者稱之為Ausgangssprache(源頭語言),英美學者稱之為Original或Source language;一種是譯成的語言,德國學者稱之為Zielsprache(目的語言)，英美學者稱之為 Targetlanguage。二者之間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差距。因為，從嚴格的語言學原則上來講，絕對的同義詞是根本不存在的。一個翻譯者，不管水平多么高，也只能盡可能地接近源頭語言,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韻完全傳達過來。翻譯者的任務就是處理兩種語言之間的關系。關于翻譯工作,一般的看法是,邏輯的抽象的東西，比如說數學、物理、化學等等著作，翻譯起來比較容易。但是也有含義轉移的危險。重在故事情節的作品，比如淺薄平庸的小說之類，翻譯起來也比較容易。重在說理或鼓動的作品，比如格言詩、論戰文章、政治演說、有傾向性的劇本,以及諷刺文學等等，翻譯起來也不十分困難。但是重在表達感情的高級文學作品,翻譯起來就極為困難。在這里，翻譯或多或少只能是再創作，只能做到盡可能地接近原作，原作的神韻、情調是無論如何也難以完全仿制的。特別是源頭語言中那些靠聲音來產生的效果，在目的語言中是完全無法重新創造的。